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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旧唐书》记事，追叙隋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李渊太原起兵，正式起于唐武德元年（隋义宁二年，即618年），迄于哀帝天祐五年（908年）二月，实则唐已亡于上年（907年）四月，首尾290年史事。帝纪遵吴兢等国史体例，立武则天为本纪，不采唐史家沈既济以武则天事入皇后传之说。志十一篇，包括礼仪、音乐、历、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职官、舆服、经籍、食货、刑法，在见识和编次上均不及《隋书》志。列传以多人合传为主要形式，中唐以前人物，分合有序，可窥匠心。类传有外戚、宦官、良吏、酷吏、忠义、孝友、儒学、文苑、方伎、隐逸、列女等。关于民族与外域，有突厥、回纥、吐蕃、南蛮、西南蛮、西戎、东夷、北狄诸目，写出了唐代广泛的民族联系和丰富的域外知识。
《旧唐书》在历史思想上有值得重视的地方。首先，它对于得失兴亡的认识，不怎么讲到“天命”，而强调“治乱时也，存亡势也”[84]。比之于《隋书》，它的“天命”痕迹要淡化得多。其次，它对于唐代历史上一些影响到政治得失的重大问题，提出了有价值的分析。这在《宦官传》《酷吏传》《儒学传》《文苑传》等类传的序中有突出的反映。《宦官传》序揭露宦官集团说：“自贞元之后，威权日炽，兰锜将臣，率皆子蓄，藩方戎帅，必以贿成，万机之与夺任情，九重之废立由己”，“元和之季，毒被乘舆”，“昭宗之季，所不忍闻”。最后，它对待民族关系的看法，认为应当从历史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：“当修文德以来之，被声教以服之，择信臣以抚之，谨边备以防之。”[85]又说：“但患己之不德，不患人之不来，何以验之？贞观、开元之盛，来朝者多也。”[86]它还提出“理乱二道，华夷一途”的见解[87]。一方面强调自身的“德”，一方面对“夷”也不一概骂倒。这固然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，也可以看出自隋唐以来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