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画幅变化辅助观众厘清现实、戏剧的关系，将电影的形式嵌入整个关系体，实现三个领域的交融，构建起“宏大的生命体”.
使用真名是第一步，将真实情感带入戏剧进而带入电影，电影并非最终呈现结果，而仅作为中间形态，因此一镜到底也就成为串联通道，首尾皆是极端，效果则是抽象与具体、安静与聒噪的承载体，且在打乱顺序的片段排练后更为分散.
冲出室内是第二步，在第一步基础上递进，室外连接不同的室内，同时连接冰淇淋与雨声两个意象并使用到极致——即是奔跑的短暂，是梦想的稍纵即逝，也是无法完全占有的脆弱和柔软.
“咔”声是第三步，最终将三方领域割裂，定格在六人相拥，回到“真实的现实”，观众所见登上舞台并不是戏剧的开始（戏剧早已呈现），却是电影的结束，矛盾方式展示电影的无限可能，一定程度也解决了导演前作中悬而未决的界限问题.
6/10.
处女作就自觉塑造了布列松式冷漠面孔的表演指导，弗雷迪把青春浪费在攒彩票和骑摩托招摇过市，要不然就参加乐队的排练，他和母亲一样根本不考虑未来，在两人首次交流的片段，母亲光顾着看非洲爆发传染病的电视新闻发表评论，却不回应弗莱迪的表情，有两次他靠踢砖墙发泄怒气，杜蒙认为这些肢体细节比话语更能描绘故事，在弗莱迪和女友搭乘升降机一场戏，他拥抱时比说话距离更近、表现更热情，俯视城郊的远景将天地分割开来，成为影片唯一包含希望的场景.
最终杜蒙的关注点落在种族看法上，白人永远不自知地侮辱移民、把外来者赶出他们的生存空间，弗莱迪把积攒的暴怒宣泄到想搭讪女友的阿拉伯青年身上，结尾被一名警官告知青年已死，窝在椅子里的弗莱迪缓缓抬头瞥以确认的眼神，手臂留下明显抓痕，他并没有露出残酷的神态，显示出冰冷疏离的气质.
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，吐蕃大军攻打西南.
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，长安岌岌可危.
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.
